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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三天前地下党交通员塞在他烟袋锅里的纸条上写的“拖字诀”。如今沦陷区的百姓个个成了拖延高手:有人在登记处门口“突然晕倒”,等人用门板抬回家,转眼就钻进地窖啃窝头;有人“忘”带户口本,回家取一趟能磨蹭两小时,路上还能顺道给邻居传个口信;更有白发老太太拄着枣木拐杖,从日出磨到日落,逢人就念叨:“俺找俺大孙子,登记处的官爷看见没?穿开裆裤,屁股上有颗痣……”
日伪军设了“正午前必须登完”的死规矩,还派了伪军拿着怀表计时。可民众总有法子耗时间——张婶子说要回家喂猪,李大爷说要给亡妻上坟,王小子说要找丢失的牛。登记处每天开门时乌泱泱一片,关门前却还有半拉人在院子里“找东西”。伪县长看着报表上的数字从每日三百人跌到五十人,气得把景德镇茶杯砸在青砖地上,碎片溅到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标语上:“八嘎!这些刁民是铁了心要磨洋工!再拖下去,皇军的粮食配给都没法发!”
三、深山里的“隐身术”
北山的晨雾浓得化不开,像团湿棉絮裹在猎户陈老栓的脖子上。他攥着腰间那块冰冷的铁片,上面用指甲刻着三个字:“上山去”。这是地下党组织连夜送来的消息,随铁片还有半块冻硬的玉米饼。半个月前,日伪在山脚下设了登记点,岗哨上架着机枪,扬言“三日不登记者,以通匪论处”。可陈老栓记得交通员临走时说的话:“躲进深山,就是给鬼子的户籍本捅窟窿。”
他带着儿媳钻进密林,松针在脚下发出“咔嚓”声。在半山腰的岩洞里,他们用枯枝支起窝棚,铺了厚厚的松针当床,又在洞口堆了些灌木做伪装。日头升到头顶时,山下传来伪军搜山的吆喝声,夹杂着狼狗的狂吠。陈老栓把儿媳推进洞深处,自己搬来石头堵住洞口,然后贴着岩壁,学起了山鸡打鸣。“咕咕——咕——”叫声在山谷里回荡,惊飞了一群野鸽子。
这样的场景在沦陷区的群山里此起彼伏:城西煤矿的工人扛着镐头躲进废弃矿洞,用矿灯在岩壁上画抗日标语;教书先生带着十几个学生钻进竹林深处,以天地为课堂,教孩子们念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;甚至有整村的百姓,在地下党向导的带领下,举家迁到悬崖后的隐秘山谷,用茅草和泥土搭起新房。日伪军带着地图和望远镜搜山,常常扑个空,只找到空荡荡的草屋和插在门口的稻草人——那稻草人身上还挂着张纸条,用烧焦的树枝写着:“人去山空,登记个球。”有胆大的伪军想扯下纸条,却被藏在树后的孩子用弹弓打了后脑勺,疼得哇哇乱叫。
四、皮鞭下的“韧劲”
日伪终于失去了耐心。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竖起了绞架,三根粗糙的麻绳在风里晃荡。三个因“拖延登记”被抓的百姓吊在上面,最小的那个是才十六岁的放牛娃。伪警队长孙疤拉提着血淋淋的皮鞭,鞭梢滴着血水:“都看好了!三天内不登记者,这就是下场!保甲连坐,一个不登,全家挨枪子!”
可第二天清晨,登记处门口的队伍比往日更短了。肉铺的王屠户把案板搬到登记处对面,“咚咚咚”地剁着肉,每一刀都震得地面发颤。他扯着嗓子吆喝:“来买肉啊!新鲜的‘良民肉’!登了记的才配吃,没登记的只能闻味儿!”几个伪军冲过来要抓人,他把明晃晃的菜刀往案板上一拍,刀刃嵌进木头里半寸:“咋?买肉也犯法?俺这刀钝,别逼俺用它给你们‘登记’!”唾沫星子溅到伪军脸上,吓得对方后退半步。
更让人揪心的是城郊的李寡妇。她抱着一个小小的骨灰盒来登记,盒子上还贴着孩子生前画的歪歪扭扭的太阳。轮到她时,她突然跪在地上,对着登记处的日本兵哭喊:“俺儿都没了,还登个啥?要不你们把他名字也写上,让鬼子去地下管他!”一个伪军想抢骨灰盒,她立刻往地上一躺,抓着伪军的皮靴号啕大哭:“杀人啦!鬼子连死人都不放过啊!”围观的百姓见了,想起自家遭难的亲人,也跟着抹泪,登记处前一时间哭成一片,活活变成了灵堂。
日伪的惩罚愈发残酷:鞭刑、老虎凳、抄家封门,甚至开始实行“保甲连坐”,一家不登,全保甲的人都被拉去做苦工。但民众的抵抗像山间的韧草,越被踩踏越弯,却从不断裂。深夜里,地下党传来的秘密传单在煤油灯下被反复传阅,纸页边缘磨得发毛:“鬼子要账本,咱们给糊涂账;鬼子要人头,咱们躲山头。拖垮他们的登记,就是往鬼子心窝捅刀!”当秋风吹落登记处门口的枯叶时,那本厚厚的户籍册上,空白的页码早已摞过了填满的页数,像一张被虫蛀透的破网,再也罩不住沦陷区百姓那颗在黑暗里不屈跳动的心。登记处的木门在寒风中吱呀作响,像一声悠长而无奈的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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