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7集：十国间人口流动与户籍冲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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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国时期人口流动与户籍政策冲突研究：基于政权博弈与社会变迁的视角

一、分裂格局下的人口流动：十国时期的社会图景

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，至979年北宋灭北汉，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。在这七十余年间，中原地区五代更迭频仍，战乱不休，而南方先后出现吴、南唐、吴越、闽、楚、南汉、南平、前蜀、后蜀九个政权，加上北方的北汉，史称\"十国\"。这种政权并立的格局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，其复杂性与深刻性远超汉唐。

（一）人口流动的动因与流向

十国时期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多维度驱动特征。军事冲突是最直接的动因，后梁与河东李克用集团的持续战争，使中原百姓\"骨肉流离，田园荒弃\"（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），仅后梁开平二年（908年）至乾化三年（913年），魏博、镇州等地就有\"十余万户\"南逃至江淮（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三》）。后唐灭后梁时，洛阳周边\"士民窜避，荆棘满城\"（《新五代史·唐本纪》），大量人口涌入相对安定的南方政权。

经济差异构成深层驱动力。吴越\"修水利，筑海塘，境内无饥馑\"（《吴越备史》），南唐\"比年丰稔，兵食有余\"（《钓矶立谈》），而中原地区\"连岁旱蝗，菽粟腾贵，人多流散\"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》）。这种经济差距促使北方人口向南方进行结构性迁移，据学者估算，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南迁规模约占总人口的15%-20%，其中十国政权吸纳了主要移民群体。

政治庇护需求亦不可忽视。各政权为增强实力，普遍采取招徕人口的政策，南唐烈祖李昪\"宽仁为政，招徕流散，赐复三年\"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吴越钱镠\"下令军中，所至不得掳掠，故士民多来归附\"（《十国春秋·吴越世家》）。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逃避赋役或政治迫害的人口，形成\"四方之士多往依之\"的局面（《新五代史·南唐世家》）。

从流动方向看，呈现出三大主线：一是自中原向江淮、江南流动，这是最主要的流向，后梁、后晋时期的移民多涌入吴及南唐；二是自荆襄向巴蜀流动，前蜀、后蜀据有天府之国，成为荆南、湖南流民的避难所；三是自闽、粤向岭南沿海流动，南汉政权通过控制港口贸易吸引海外流民与本土越族融合。这种流动格局重塑了中国南方的人口分布，为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。

（二）流动人口的构成与特征

十国时期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分层。上层士大夫群体构成流动的精英层，后唐灭亡时，\"衣冠之士多避乱江南\"（《南唐书·烈祖本纪》），韩熙载、潘佑等北方士人南渡成为南唐重臣。中层包括手工业者与商人，吴越杭州、南唐金陵聚集了大量北方工匠，《吴越备史》记载钱镠\"招纳贤士，又得越中工匠，乃大治宫室\"。底层则是大量农民与流民，他们构成流动人口的主体，如后晋天福年间，\"河朔流民多寓江淮间\"（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二》），成为南方政权的劳动力储备。

流动方式上分为自发性流动与强制性迁移。自发性流动多因经济或政治因素驱动，如闽国后期\"政荒民散\"，百姓\"多亡入南唐\"（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）。强制性迁移则由政权主导，后梁朱温曾\"徙魏博军士家属数万户于洛\"（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》），南唐灭闽后\"徙其宗室及士民于金陵\"（《资治通鉴·后周纪二》）。这种强制性迁移往往引发社会动荡，如后蜀孟知祥徙梓州民入成都，导致\"百姓怨嗟\"（《蜀祷杌》）。

流动人口的身份具有双重模糊性。一方面，他们脱离原户籍所在地，成为\"浮客\"或\"逃户\"，失去原政权的法律保护；另一方面，在流入地往往难以获得正式户籍，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记载南唐\"括逃户，虽曾占田，多是浮寄，无有契券\"。这种身份模糊性成为引发户籍冲突的根源，也为政权间的利益博弈埋下隐患。

二、政出多门：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化建构

十国政权基于地缘政治与资源禀赋的差异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，这些制度既继承了唐代户籍体系的遗绪，又因分裂格局而呈现出显着的本土化特征。户籍政策不仅是人口管理的工具，更成为政权博弈的重要手段，其差异化建构深刻影响了人口流动的方向与规模。

（一）中原政权的户籍政策延续与变异

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代政权虽更迭频繁，但在户籍管理上具有较强的延续性，基本继承了唐代的\"计口授田\"与\"租庸调制\"框架，但因战乱频繁而出现显着变异。后梁开平元年（907年），朱温\"定诸道户籍，命州县括逃户\"（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》），试图恢复唐代的乡里制度，但实际效果有限，\"时方镇各自为政，朝廷命令多不行于境内\"（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一》）。

后唐庄宗时期曾推行严格的户籍核查制度，长兴二年（931年）下诏：\"委所在长吏，严切招携，各令复业，不得辄有差科，候及三年，然后依例差遣\"（《旧五代史·明宗纪》）。这种政策旨在吸引流民归业，但因军镇割据，\"诸州括得逃户，多是军镇奏留，致有劳逸不均\"（《五代会要·逃户》）。后晋石敬瑭为获取契丹支持，减轻赋税以收民心，天福三年（938年）\"诏天下除二税外，不得妄有科配，逃户复业者，三年免徭役\"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》），但此举导致户籍管理松弛，\"编户之民，流离者半\"（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）。

五代户籍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中央集权的衰落与地方割据的强化。后周世宗柴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，显德二年（955年）\"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，下诸州检定民租，又诏诸州并县，户少者合并，废天下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所\"（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）。这种大规模的户籍与行政区划整顿，虽增强了中央对人口的控制，但随着世宗病逝，政策未能持续，中原户籍制度始终处于\"名存实亡\"的状态（《廿二史札记·五代户口》）。

（二）南方政权的户籍创新与地域特色

南方十国政权因相对安定的环境，得以在户籍管理上进行本土化创新，形成了与中原不同的制度体系。南唐作为南方最强大的政权，其户籍政策最具代表性。烈祖李昪时期\"定民籍，分土、客，土户占田，客户附籍\"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将人口分为土户（土着）与客户（外来移民），客户需在居住满三年后才能获得正式户籍，这种分类管理既适应了大量北方移民的现实，又保证了政权的赋役来源。

吴越国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鲜明的商业特色。钱镠政权为发展海外贸易，在杭州、明州设立\"客省\"，专门管理外籍商人和流动人口，\"番商、逃户入籍者，许以货产抵税\"（《吴越备史》）。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阿拉伯、波斯商人定居，形成\"胡商云集\"的盛况，同时对本土逃户采取\"以工代赋\"的方式，令其参与海塘工程以抵徭役，既解决了户籍问题，又促进了经济发展。

前蜀、后蜀的户籍政策则凸显了巴蜀地区的封闭性特征。王建入蜀后\"招辑离散，置义仓，定户籍，凡三十年，蜀人富实\"（《蜀祷杌》），但为防止人口外流，规定\"凡出蜀境者，需持官府路引，违者以逃户论\"（《十国春秋·前蜀世家》）。这种封闭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蜀地的人口稳定，但也导致后期\"民多逋逃，户口减耗\"（《宋史·后蜀世家》）。

南汉政权的户籍管理则具有明显的民族融合特征。刘?据有岭南，境内百越族群众多，因此实行\"华夷分籍\"制度，\"汉户输赋役，俚户输土贡\"（《南汉书·食货志》），这种政策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，又保证了政权的财政收入，但也造成了户籍体系的二元割裂，为后世埋下民族矛盾隐患。

（三）户籍政策的核心差异与博弈逻辑

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：一是户籍登记的标准，中原政权延续唐代\"计丁授田\"，以丁口为核心；南方政权则多以\"田产\"为登记依据，如南唐\"以田定籍，田多者为上户\"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二是对流民的态度，中原政权多采取强制归业政策，而南方政权则以招徕为主，如吴越\"流民复业者，赐田五亩，免租三年\"（《吴越备史》）。三是赋税征收的方式，中原仍行\"两税法\"，而南方多实行\"以户等定税\"，如闽国\"户分五等，上等输钱，下等输谷\"（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）。

这些差异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博弈逻辑。对人口的控制直接关系到政权的赋税与兵源，因此各政权都试图通过户籍政策增强实力。南唐通过\"土、客分籍\"既吸纳了北方人才，又防止了本土人口流失；吴越通过商业户籍政策积累财富；而中原政权则因战乱频繁，始终处于\"争民\"与\"失民\"的恶性循环中。这种户籍政策的博弈，本质上是分裂时期各政权对有限资源的争夺，也成为人口流动与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。

三、赋役纠葛：人口逃亡引发的跨政权经济冲突

十国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，使原本基于户籍的赋役征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，人口逃亡引发的赋税纠纷成为政权间经济冲突的主要形式。这种纠纷不仅涉及具体的财政利益，更牵动着政权的统治根基，形成了复杂的跨政权经济博弈格局。

（一）逃户赋税的追缴与转嫁

人口逃亡导致原户籍所在地的赋役流失，因此各政权普遍采取追缴逃户赋税的政策，由此引发了大量跨政权经济纠纷。后梁时期，魏博镇百姓逃亡至吴地，后梁政府\"遣使至吴，请追逃户赋\"（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》），吴政权以\"逃户已入吾籍，当为吾民\"为由拒绝，双方为此爆发边境冲突。这种情况在十国时期极为普遍，《五代会要·逃户》记载：\"诸州逃户，其赋税并仰邻保代纳，或流亡他境，则移文追征\"，这种\"邻保代纳\"与\"移文追征\"的政策，将赋税负担转嫁到未逃亡者或流入地政权身上，加剧了社会矛盾。

南唐与吴越的赋税纠纷尤为典型。昇元年间（937-943年），南唐境内\"逃户多入吴越，唐主遣使请吴越归之，吴越王不许，曰：'难民来归，吾不忍驱之'\"（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三》）。南唐遂采取经济制裁措施，禁止与吴越通商，导致\"两国贸易断绝，物价腾贵\"（《江南野史》）。最终双方达成妥协：吴越允许南唐遣使至境内核查逃户，对愿归者给以路费，不愿归者则由吴越代纳部分赋税。这种妥协反映了政权间在人口与赋税问题上的相互制衡。

后蜀与南平的赋税纠纷则体现了特殊的地缘关系。后蜀据有巴蜀，而南平（荆南）控扼长江中游，后蜀逃户多经南平南下，后蜀政府\"移文南平，令捕逃户，南平王高从诲曰：'蜀地狭民贫，逃户皆吾之客户也，安可归之'\"（《十国春秋·南平世家》）。后蜀遂在边境设卡，对经南平南下的逃户征收\"过境税\"，南平则针锋相对，对入蜀货物加倍征税，这种赋税战持续多年，直至北宋统一才告终结。

（二）赋役不均引发的社会动荡

逃户赋税的转嫁造成了严重的赋役不均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。在中原地区，\"逃户之赋，令邻保代纳，使富者益富，贫者益贫\"（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），后晋天福年间，魏州百姓因\"代纳逃户赋\"而\"相聚为盗，州郡不能制\"（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二》）。在南方政权，虽然对逃户政策较为宽松，但外来移民与土着居民的赋役差异也引发矛盾，南唐昇元三年（939年），\"土户诉客户赋轻，唐主命重定税法，土、客户俱以田多少为差\"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，这种调整虽缓解了矛盾，但也暴露了户籍制度的内在缺陷。

更严重的是，赋役纠纷导致了跨政权的武装冲突。后周显德二年（955年），后周世宗以\"南唐招纳逋逃，苛敛商民\"为由，发动对南唐的战争，其《讨淮南诏》明确指出：\"蠢尔淮甸，敢拒大邦，逃户未归，边民有怨\"（《旧五代史·周世宗纪》）。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，表面上是统一战争，实则包含着对逃户与赋税控制权的争夺，最终南唐\"割淮南十四州，岁输贡物三十万\"（《新五代史·南唐世家》），其中就包括对逃户赋税问题的妥协。

（三）赋税博弈中的制度调适

面对频繁的赋税纠纷，十国政权也尝试进行制度调适，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解决方案。南唐与吴越在长期博弈后，于保大年间（943-957年）达成\"逃户协定\"，规定：\"凡越境逃户，居满三年者，听留入籍，原属政权不得追征；未满三年者，愿归者听，不愿归者由流入地代纳一半赋税\"（《江南野史》）。这种按居住时间划分责任的方式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