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0章 路线之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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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回我们说到，在东线战场上，苏联红军在一系列春季大反攻中，彻底解放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半岛，兵锋直指罗马尼亚；而在北方，被围困了长达872天的列宁格勒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解放。然而，从这一回开始，我们将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一年，把视线暂时转向太平洋战场。在那里，同样正在酝酿一场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巨大风暴

1943年初夏，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。

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是尸横遍野、饥饿与疾病肆虐的人间地狱。而现在，幸存下来的美国大兵们正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。他们在潮湿的雨林里，用缴获的日军钢盔当锅，煮着珍贵的咖啡；用工兵推土机平整出来的空地上，打起了棒球；更多的人则是躺在吊床上，一边躲避着蚊虫，一边给远方的家人写信，信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
对他们来说，仗打赢了，接下来就是把日本人彻底赶出太平洋，然后回家。逻辑简单明了。

然而，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，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，气氛却远没有那么轻松。雪茄的烟雾缭绕，巨大的太平洋地图铺满了整个墙壁。一群佩戴着将星的将军们，正为了“接下来怎么打”这个问题，争得面红耳赤。

瓜岛的胜利和山本的死，确实是两个巨大的转折点。它标志着日本的扩张势头被彻底遏制，美军第一次从日本人手里夺过了战略主动权。这是开战以来，美国人第一次可以站直了腰板，思考“我们想去哪里打”，而不是“敌人会从哪里打过来”。

胜利的喜悦是真实的，但随之而来的焦虑也是真实的。

现在，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了，但通往东京的道路有无数条，我们该走哪一条？

广袤的太平洋上，下一个目标是哪里？是继续在所罗门群岛的烂泥里打滚，还是去更远的地方？

最核心的问题是，这场反攻，到底该由谁来主导？是陆军，还是海军？

这个问题，就像一个十字路口，摆在了美军面前。往左走，还是往右走，将直接决定未来数百万士兵的命运，以及战争的最终形态。这个十字路口的中心，站着两个性格、背景、理念截然不同，却同样声名显赫的人物。

一位，是远在澳大利亚的陆军五星上将，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。

另一位，是坐镇珍珠港的海军五星上将，切斯特·尼米兹。

一场围绕着战略方向的激烈争论，即将拉开帷幕。而这场争论的结果，将塑造整个太平洋战争的下半场。

要理解太平洋战场的路线之争，我们得先把视角拉高，看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全貌。你会发现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太平洋战场，其实是个“后娘养的”。

之前咱们说过，早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，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明确提出了“先欧后亚”的战略，即优先击败德国，再集中力量对付日本。

为什么是“欧洲第一”？

道理很简单。在罗斯福和他的智囊们看来，纳粹德国，才是对世界文明和美国国家利益最根本、最致命的威胁。希特勒的野心是征服整个欧洲大陆，控制大西洋。一旦让他成功，他将整合欧洲强大的工业、科技和人力资源，成为一个美国无法单独抗衡的超级怪兽。从文化和血缘上说，美国是欧洲文明的延伸；从地缘政治上说，大西洋是美国的生命线。

相比之下，日本虽然凶悍，但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眼中，它更像一个区域性的麻烦。它国力有限，工业基础薄弱，虽然暂时占领了大片地盘，但只要切断它的石油和橡胶供应，它就是一头被困住的野兽，早晚会自己耗死自己。

所以，美军的全球战略大棋盘上，棋子的摆放非常明确：先集中主力，联合英国和苏联，干掉纳粹德国；至于小小的日本，让他先蹦跶个两天也没啥大不了的。

战略定了，资源分配自然就跟着走。

战争打的是什么？说到底，打的是钢铁、石油、飞机、坦克和人。在“欧洲第一”的大原则下，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生产出来的物资，绝大部分都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大西洋。

据统计，在1942年到1943年间，美军超过60%的军事力量、运输船只和后勤补给，都优先供应给了欧洲和北非战场。陆军的精锐部队，比如第1步兵师“大红一师”，首先被派往北非和西西里。最新式的b-17“空中堡垒”轰炸机，优先部署到英国，去轰炸德国的工业区。

而辽阔的太平洋战区，只能分到剩下的那一小部分。用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话说，太平洋战区目前的任务是“遏制”，目标是守住夏威夷到澳大利亚的交通线，并在“量力而行”的前提下，发动有限的反击。

“量力而行”这四个字，说得好听，其实就是“你们自己看着办，家里余粮不多”。

这就是为什么瓜岛战役打得那么艰苦卓绝。海军陆战队在岛上最困难的时候，连弹药和食物都供应不上，因为大部分运输船都被抽调去支援欧洲了。士兵们在前面流血，后方的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则像两个经费紧张的管家，为了多要几艘船、几个中队的飞机，天天跟华盛顿的“大老板”们哭穷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美军内部不同的军种，也形成了不同的心态。

美国陆军：以陆军参谋长乔治·马歇尔为代表，他们的心思基本都在欧洲。对他们来说，战争的核心就是横渡英吉利海峡，在法国登陆，和德国装甲师在平原上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。太平洋？那是一堆烂泥巴岛，是海军的活儿。

美国海军：以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·金为代表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。对海军来说，太平洋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。广阔的大洋，正是检验航空母舰这种“新型海上力量”价值的绝佳试验场。而且，偷袭珍珠港的奇耻大辱，必须由海军亲手来雪。他们对欧洲战场兴趣不大，总觉得那是陆军的“一亩三分地”。

麦克阿瑟将军：他是个例外。他既是陆军，又身在太平洋。对他来说，这场战争的焦点只有一个——菲律宾。那是他曾经的防区，是他兵败撤离的地方。他在离开时，对菲律宾人民许下了“我还会回来的”的誓言。这不仅是一个军事目标，更是一个关乎他个人荣誉和美国国家信誉的政治问题。

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还有一点，千万别忘了，为什么当初小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占领东南亚？原因很简单——那里是日本最重要的资源供应地。

从石油到橡胶，从锡矿到铝土，日本本土几乎什么都缺，整个战争机器都靠着从南洋掠夺来的资源才能运转。

正因为如此，东南亚才是日本的生命线。盟军只要把这条生命线一刀切断，日本就等于被锁进了一个巨大的粮仓空空的囚笼里。到那时候，可能都还用不着大规模反攻本土，日本自己就会先因为缺油、缺钢、缺粮而慢慢饿死。

所以你看，仗还没怎么打，内部的山头和算盘就已经很清楚了。大家虽然都想打赢，但怎么赢，从哪赢，谁来当主角，想法完全不一样。这种分歧，在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，终于彻底爆发了。

路线之争：南线还是中线？

当华盛顿的将军们把目光投向太平洋地图时，两条清晰的反攻路线浮现了出来。一条从南边走，一条从中间走。这两条路线，分别代表了两位统帅的意志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哲学。

一、南线方案：麦克阿瑟的“回家之路”

路线：从澳大利亚出发，首先肃清新几内亚岛的日军，然后跳过俾斯麦群岛，攻占摩鹿加群岛，最后直捣菲律宾。

代表人物：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。

这条路线，是麦克阿瑟的执念。他的理由非常充分，而且充满了感情色彩。

首先，政治和道义。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，是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战略资产。现在，数千万菲律宾人民正在日军的铁蹄下受苦，美国有责任去解放他们。麦克阿瑟那句“我将回来”的承诺，通过媒体的传播，早已家喻户晓，成为美国对盟友的一种象征性保证。如果放弃菲律宾，美国的国际信誉何在？

其次，军事和后勤。这条南线紧贴着澳大利亚这条最重要的后方基地，补给线相对安全。而且，这条路线主要是沿着海岸线和大的岛屿推进，可以充分发挥陆军和陆基航空兵的作用。每前进一步，就可以修建新的机场，为下一步提供空中掩护。这种稳扎稳打的“跳岛”战术，在麦克阿瑟看来，风险更小，也更符合陆军的作战习惯。

所以，麦克阿瑟的方案，其战略底色是：以陆军为主导，依托陆基航空兵的掩护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收复失地，最终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胜利。

麦克阿瑟本人，是一个极富戏剧化色彩的人物。他喜欢戴着雷朋墨镜，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，在镜头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。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救世主般的英雄形象。对他而言，重返菲律宾，不仅是军事行动，更是他人生的最高舞台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解放菲律宾的责任，是我肩上最神圣的使命。”

二、中线方案：尼米兹的“航母快车道”

路线：从夏威夷珍珠港出发，横穿中太平洋，像一把利剑直插日本的腹心。依次攻占吉尔伯特群岛、马绍尔群岛、硫磺岛，最后以冲绳岛为基地，兵临日本本土。

代表人物：切斯特·尼米兹。

这条路线，是海军的杰作。它的逻辑，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对未来战争的洞察。

首先，效率和距离。这条中太平洋路线，是到达日本本土最短的直线距离。每攻占一个岛链，就等于把战线往前推进了上千公里。这是一种大开大合的打法，旨在用最快的速度打到敌人老家门口。

其次，战略目的。海军认为，战争的最终目的，不是为了收复一城一地的失土，而是为了彻底摧毁日本的战争能力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。当时美国正在研发一种超级武器——b-29“超级空中堡垒”轰炸机。这种飞机的航程远超以往，但它需要前进基地。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、天宁岛，距离东京只有约2400公里，是b-29起飞轰炸日本本土最理想的平台。只要拿下这里，战争的进程将大大加快。

最后，发挥海军优势。这条路线上的岛屿，大多是珊瑚环礁，面积小，易攻难守，日本的防御也相对分散。这正是美国海军强大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发挥作用的绝佳舞台。舰队可以凭借其高速机动性，在广阔的大洋上任意驰骋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对选定的岛屿发动奇袭，打完就走，让日军防不胜防。

所以，尼米兹的方案，其战略底色是：以海军为主导，利用航母机动舰队的优势，实施“蛙跳”战术，快速推进，直取要害，为战略轰炸创造条件，从而以最快的方式结束战争。

尼米兹的性格，与麦克阿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他为人谦逊、冷静、理性，不事张扬，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官僚型指挥官。他更关心的是后勤、数据和战术细节，而不是在媒体面前作秀。他相信，战争的胜利，靠的是精密的计算和强大的实力，而不是华丽的辞藻。

就这样，一个感性，一个理性；一个主陆，一个主海；一个着眼于收复过去的失地，一个着眼于赢得未来的胜利。两条路线的背后，是两种战争理念的激烈碰撞。

路线之争，最终被摆上了华盛顿最高决策层的桌面上。在这里，争论变得更加激烈，因为它不仅是军事策略的分歧，更掺杂了军种之间的利益、个人的声望和复杂的政治考量。

这个决策的核心机构，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。它由陆、海、空三军的最高首脑组成，负责向罗斯福总统提供军事建议。

会议室里，烟雾弥漫，每个人都表情严肃。

陆军参谋长乔治·马歇尔将军：他是整个美军的“大脑”，深受罗斯福信赖。按理说，他作为陆军的头，应该支持同为陆军的麦克阿瑟。但马歇尔是一个纯粹的战略家，他的首要目标是尽快打赢战争，以最小的代价。他反复研究地图后，倾向于支持海军的中太平洋方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条路更短，更直接，能更快地建立b-29基地，从而尽早结束战争，把资源重新集中到欧洲。

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·金：这位是海军利益最坚定的扞卫者。他脾气火爆，性格强硬，出了名地难打交道。他毫不掩饰地认为，太平洋战争就应该是海军的战争。他极力主张中太平洋路线，因为这是海军航母舰队的完美舞台。他甚至说过一句名言：“当他们造好一艘船，我就要开走它。”他想把所有能动用的资源，都投入到尼米兹的舰队中去。

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·阿诺德将军：虽然航空队当时还隶属于陆军，但阿诺德将军满脑子想的都是“战略轰炸”和“空军独立”。对他来说，谁能给他提供b-29的基地，他就支持谁。中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，简直就是为b-29量身定做的。所以，他也坚定地站在了海军一边。

你看，情况变得很有趣。陆军的麦克阿瑟，在最高决策层里，竟然得不到自己顶头上司马歇尔的支持。反而，海军的方案获得了陆军和航空队两大巨头的青睐。

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，对此心知肚明。他知道，如果单纯在会议室里辩论，他很可能会输。他担心自己和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，会被彻底“边缘化”，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次要战场。

于是，这位“秀场大师”开始了他的表演。他绕开了军事指挥系统，直接打起了“政治牌”和“舆论牌”。

他频繁地接受记者采访，向国内民众描绘菲律宾人民的苦难，重申自己“我还会回来”的神圣承诺。他的公关团队，把他的形象塑造成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打压的孤胆英雄。

他还利用自己在国会里的老关系，让一些议员为他发声，质问政府为何要“抛弃”菲律宾。一时间，支持麦克阿瑟、解放菲律宾的呼声，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。

这给罗斯福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。他们可以从纯军事角度否定麦克阿瑟的方案，但他们无法忽视汹涌的民意和麦克阿瑟作为“国家英雄”的巨大声望。

作为一位纵横捭阖的政治家，富兰克林·罗斯福深谙“平衡”的艺术。他既需要将军们去打仗，也需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稳定和民心向背。

面对这场争论，罗斯福没有简单地支持任何一方。他玩起了高超的政治手腕。